國慶前一周，正擬在A股和H股上市的溫州眼鏡行業龍頭企業浙江信泰集團，因資金鏈斷裂、老板跑路，18年的企業生命戛然而止。
從今年3月至今，溫州已有80多家企業發生老板失蹤、公司破產、員工討薪事件，僅9月以來，就高達25起。其中包括信泰集團、三旗集團、波特曼、江南皮革等一批知名民企。
一場由民間借貸風險傳導至實業的危機正在爆發。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指出，若任由危機蔓延，年底前溫州將有40%的企業倒閉。
9月底，溫州市委、市政府緊急召集工商業、銀行業、擔保業和相關政府部門頻繁開會，密集出臺行業倡議書，以保衛溫州中小企業。溫州市委、市政府9月28日出臺《關于穩定規范金融秩序促進經濟轉型發展的意見》，并組建專項工作領導小組，希望通過疏堵并舉，引導民間借貸規范發展。
溫州只是全國民間借貸市場這一金融灰色地帶危機的一個縮影，在銀根緊縮、民間資本投資無路的背景下，江蘇、福建、河南以及內蒙古等省區都已成為借貸風險高危區。
本報采訪多位業內人士認為，通過對民間金融的合法化，將民間借貸納入主流信貸體系，是避免發生“中國式信貸危機”的關鍵。
民企生存危機
今年，勞動力價格上漲、原材料價格上漲、人民幣升值、稅負過重，諸多不利因素沖擊著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。
溫州最大的打火機生產商之一東方打火機廠董事長李中堅說，這次和2008年金融風暴時不一樣，2008年東方利潤雖少但還能活，現在是有訂單都沒辦法做，“多做多虧”。
溫州民間借貸亂象的背后，正是實業不興，中小民營企業難以盈利已是普遍現象。
據溫州經信委報告顯示，許多企業年前接的訂單還沒做完就已經虧損。情況稍好的行業企業還能夠全身而退、停產關門，或減產停工勉力維持；本來就利薄的行業比如制鞋、不銹鋼、人造革等，更是已發生多起老板跑路的事件。
當人力、原材料價格紛紛上漲時，以成本和價格優勢取勝的溫州民營制造業本就舉步維艱。而貨幣政策的緊箍咒造成的融資難，又成為了壓垮它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9月21日，關于“浙江信泰集團老板出走”的消息已經傳得沸沸揚揚，公司門外聚集了四五十個債權人，信泰集團的高管仍在組織企業正常生產。
“我們的訂單已經排到明年了，沒理由會破產，而且也不相信老板真會跑。”信泰集團旗下的信泰光學公司一位高管說。
成立于1993年的浙江信泰集團有限公司，是當地眼鏡行業的一家知名企業。信泰集團的創辦人、董事長胡福林，也是當地風云人物，曾當選溫州市第十屆人大代表，獲全國歸僑僑眷先進個人、優秀社會主義建設者、多市級勞模、2006全球華商百業領軍人物等榮譽。
不過，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，胡福林開始轉型投資太陽能光伏產業。而這次轉型，被外界普遍認為是引起其資金鏈斷裂的主要原因。
溫州工業園區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鄒建強說，金融危機后寬松的貨幣政策，使得各家銀行幾乎是“追著企業的屁股”要給貸款，“當時，大多數企業考慮也過于樂觀，于是，從銀行貸款后投向技術升級、規模擴張、擴展經營范圍。一兩年后，當這些基礎建設基本完成，需要資金投入生產、產生效益時，銀根卻在這時收緊了。”
一放一收，無疑繃緊了企業的資金鏈。
中型企業如是，小企業則更艱難。因無法從銀行獲得持續的資金，溫州商人阿志關掉了其多年經營的體育用品貿易企業，“對我們這種抵押物很少的小企業來說，實際上很難從銀行拿到貸款。”
阿志說，他曾發起行業內的小企業以“聯保”形式向銀行申請過一筆貸款，隨著銀根越來越緊，“聯保”的方式也不奏效了。
而且，從銀行獲得貸款的成本不僅是高企的貸款利率，貸款以外的各種附加成本也壓得企業喘不過氣。溫州一位企業主舉了個例子，為從銀行獲得1100萬元的貸款，他不得不滿足銀行如下條件：月息1分多、開辦2200萬元銀行承兌匯票、購買300萬元的保險。
無奈之下，阿志轉向民間借貸，但民間借貸的風險又進一步制約銀行向企業放貸意愿。
溫州當地一些銀行人士說，中小企業拖欠貸款或者干脆不還貸款的意愿正在上升，中小企業貸款的風險似乎正在冒頭。“小企業貸款風險是與民間借貸成本正向相關的，我們注意到，民間借貸成本逐步抬頭，甚至高過2008年，這是個信號，小企業貸款的風險也很高了。”一浙江本土銀行的負責人表示，目前民間借貸成本已經超過大多數小企業所能承受的范圍，如果銀行貸款到期，小企業寧愿不還銀行貸款，也不愿借高成本的民間資金來周轉。
盡管相比民間借貸，銀行的借款成本要低許多，但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也已從去年的基準利率上浮10%~30%，提高至基準利率上浮70%左右。
根據溫州市經信委的統計，一季度末，當地百家龍頭企業利息支出達3.11億元，同比增長40%，遠遠超出企業26.15%的負債增長率和18.3%的銷售增長率。
危險的是，經信委數據顯示，近六成溫州企業存在為其他企業進行擔保融資的情況。一旦信貸危機失控，將在相互擔保的企業間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，從而引發大量銀行壞賬和大面積失業。
